东西问丨郑晓云：长江文明的当代生命力从何而来？|tejia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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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社昆明7月31日电 题：长江文明的当代生命力从何而来？

　　——专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郑晓云

　　中新社记者 韩帅南

　　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文明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长江文明因何而生？如今恰逢长江大保护十周年，长江文明如何接续千年文脉、焕发当代活力？长江文明的“水保护”经验，对世界大河文明有何借鉴意义？近日，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郑晓云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对此作出解读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长江文明是一个“河流文明”，水在其形成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？

　　郑晓云：长江文明不同于泛泛的地域文化，它是一个由精神、生计、社会、制度、物质建设等多层面要素构成的庞大体系。在这个体系中，水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，更是扮演了多重关键角色的“活性因子”。

　　从历史来看，水在长江文明构建中至少扮演了七大角色。

　　首先，它是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，无论是稻作农业还是水网，都离不开水。

　　其次，水是联系聚合文明大系统的纽带，长江因水而通，长江的主干支流以及运河的修建让整个流域连为一体。

　　第三，水是生计基础的构建动力，塑造了以稻作农耕为核心的生计模式，同时也带动了陶瓷、丝绸等产业的大发展。

　　第四，水是居住家园格局的塑造者，形成了“江南水乡”等典型人居环境。

　　第五，水是精神文化的源泉，道家的“上善若水”、屈原的辞赋都源于对水的感悟，无数学人墨客受长江水的启迪，创造了庞大的精神文化体系。

　　第六，水曾在历史上支撑了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，尤其是古代的漕运关乎王朝兴衰。

　　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水是长江文明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，促使流域内的“文化马赛克现象”最终融合为一个文明共同体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“长江文化”与“长江文明”是两个常用的高频词，二者有何异同？

　　郑晓云：二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体系性与整体性。长江文化是流域内分散、多元的文化元素，滇黔、巴蜀、荆楚、吴越乃至各民族的水习俗、农耕风俗、地方信仰等，点滴存在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元素都属于长江文化，不需要具有表征整个流域的统一特性。

　　长江文明是整合全部文化元素、覆盖全流域，具备统一的物质、社会、精神内核，表征着整个长江流域的完整人文体系。因此，一体性是长江文明重要的特征，地域性或某一侧面的文明，则是长江文明的某种亚文明，如上述的巴蜀文明、荆楚文明等。

　　长江文化走向长江文明，有两大核心驱动力，全都依托水的力量。

　　一是共同物质基础的统一。稻作农业是全流域共享生计，上万年水稻种植从点状遗址扩散至全域，统一的灌溉需求催生共通的水利技术、农耕习俗、岁时信仰，让相隔千里的流域民众拥有一致的生产生活逻辑。与此同时，长江流域形成了一些重要而独特的产业，包括青铜、陶瓷、丝绸等，这些产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得益于水运的助力。

　　二是水网带来的全域融合。若无连通干支流、跨流域的运河水运网络，上游巴蜀、中游荆楚、下游江南会长期彼此隔绝，只能各自保有地域文化。正是水上通道打通人员、物资、文化流通，才使得如楚国鄂君启节记载约五千公里水路商贸、历代南北漕运、跨区域人口迁徙等得以实现，不断消解地域壁垒，让多元文化持续交融，最终聚合为完整的长江文明。

　　同时，历史上历次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大交融，也依托长江水道完成人口、技术、文化传递，进一步推动长江文明融入中华文明整体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我们今天讨论“长江文明”，同正在推进的“长江大保护”有什么关联？

　　郑晓云：长江文明本质上是一个依水而生的文明，水是贯穿所有核心支撑要素的灵魂。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曾经让长江的水资源、水环境承受了巨大压力，如果水的根基动摇了，整个长江文明的传承就会失去依托。

　　过去很多人理解长江大保护，只看到生态层面的价值，却忽略了它本质上也是在守护长江文明的根脉。推进长江大保护这十年，我们没有走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老路，恰恰是给古老的长江文明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核：过去长江的核心价值是“天下粮仓”、国家经济命脉，如今它又新增了国家战略水源地、清洁能源基地、生态安全屏障、生物多样性涵养地这些全新的核心要素，这些要素都和水的质量直接相关，不仅没有脱离长江文明的传统脉络，反而拓展了文明的边界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站在长江大保护十周年的节点上，应如何激活长江文明的当代生命力，让古老的文明持续赋能？

　　郑晓云：长江文明的当代生命力，核心要通过“以文明护水”的路径来实现，把文明的能动作用转化为保护长江的实际力量。

　　首先，要传承长江文明中自古就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生智慧，把历史上藏在水崇拜、乡规民约、水利工程、水资源管理等里面的生态理念提炼出来，注入当代的“水伦理”，形成全社会敬畏水、关爱水的共同共识，构建水友好型的社会行为模式。

　　其次，要树立“文明尺度”，用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开发利用长江的行为，主动约束不合理的开发冲动，采用着眼长远利益的发展模式，在文明框架内平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。

　　此外，还可探索构建作为长江文明亚体系的“长江水文明”，把由水衍生的精神、生计、社会关系、生活方式等要素整合起来，让保护长江从生态层面的行动，升华为整个流域共同的文化自觉，最终实现长江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江动力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在全球视野下，长江文明的“水保护”经验，对世界大河文明有何借鉴意义？

　　郑晓云：纵观世界历史，许多古老的大河文明如苏美尔文明、古埃及文明，都因水资源的枯竭或环境的恶化而衰落。长江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，其核心经验就在于拥有不断调适人与水关系的机制。

　　当前，全球80%的人口居住在河流流域，水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。长江大保护的实践，实际上是在探索一条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发展新路。我们提出的“水文明”概念，强调通过文化的力量来解决水环境问题，这对于多瑙河、湄公河、尼罗河等国际河流的治理具有普适性的参考价值。它告诉世界，河流的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文化和价值观的问题。通过文明的途径，让河流重新焕发生机，这正是长江文明在当代为全球贡献的中国智慧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郑晓云，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。曾任国际水历史学会主席，现为国际河流文明与文明遗产学会主席、中国水利博物馆联盟副主席、法国水科学院院士。长期从事中外水历史文化、长江文明研究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西南各民族水文化调查与研究”等课题，著有《水的历史、文化和文明维度》等多部专著，致力于从文化、文明视角推动长江大保护与流域高质量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