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3日，中国当代艺术家易茗的海外个展《与光同行》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。光、色层、时间与痕迹是贯穿此次展览的几条重要线索。

　　易茗与威尼斯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夜色中。

　　从机场出来后，他乘船驶向城中。水面泛着细碎的光，那一瞬间，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恍惚感，“好像回到了武汉”。

　　易茗在长江边长大。他说，自己对水一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。后来走过许多国家和城市，这种来自成长环境的记忆，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浮现。威尼斯的水与波光，就这样唤起了他对故乡的记忆。

　　不是画光，而是在画情绪

　　“与光同行”是此次威尼斯个展由策展方提出的主题，易茗很喜欢。威尼斯与水和光密不可分，而在他的作品中，光影也一直是观众和评论者关注的元素。

　　但这些“光”并非刻意为之。“我画的时候没这个意思。”最早是别人告诉他，“你的光呈现得很好”，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才发现，那些没有被直接描绘的光，其实早已存在于色彩和空间之间。

　　“其实我不是画光，我是用色彩在描绘情绪。”

　　在此次展览的介绍中，“Velatura”和“Vestigia”是理解作品的两个重要词语。前者来自油画中的透明罩染，色彩在不断叠加中形成层次；后者则意味着痕迹，指向时间和创作过程在画面上留下的印记。对于观众而言，它们提供了进入此次展览的一条路径：光并不一定以明确的光束出现，而是藏在色层、空间、明暗和各种痕迹之间。

　　这些呈现，并不是易茗在创作之初预先设定的。对他而言，绘画往往从某一种真实感受出发，意义则是在创作和观看中逐渐显现。就像初到威尼斯时看到水面的波光，让他瞬间想起武汉。这样的感受并不需要先被赋予某种宏大的意义，“它很美，它就是我一段情绪”。

　　创作本身也保留着这种不确定性。易茗说，一幅油画的构思也许很快形成，但真正完成往往需要数月。油彩需要干燥和等待，随着色层不断叠加、画面不断调整，最初的想法也可能随之改变。他并不抗拒这种变化，“就像看电影，你不知道结局是什么，才有魅力”。

　　把“乱七八糟”留在画里

　　对易茗来说，情绪进入画面，有时并不是一件经过设计的事。

　　他回忆，有一次，一幅作品画到一半时，一名助手来找他谈事情。随着谈话进行，他越来越烦躁，一边听，一边拿着笔不断在画布上划、戳。起初还很爱惜这幅作品，后来觉得已经被自己“毁了”，索性不再控制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他把画放到一旁。第二天早晨重新面对它时，却突然发现，那些原本以为是失控留下的痕迹，反而准确保留了前一天的情绪。

　　他没有再将这些痕迹覆盖掉。后来，也有不少观众喜欢上了这幅作品。对易茗而言，这种并非事先安排的状态，恰恰构成了“很真实的情绪表达”。

　　类似的选择也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。易茗的画面里常常存在较为安静、开阔的空间，却又穿插着一些看似凌乱的线条。有人曾建议他，如果把这些部分去掉，作品会更加“漂亮”。

　　“那不行。生活就是这样，生活就是乱七八糟的。”

　　在易茗看来，艺术如果只剩下漂亮，并不足以成立。人的生活本来就同时包含秩序和混乱、快乐和烦躁、克制和自由。画面中那些突然出现的线条和不完全协调的关系，并非一定要被清除的“杂质”，有时反而更接近生活本来的状态。

　　“艺术最高的境界，是表达矛盾。”在易茗看来，人的生活本身就在克制与自由之间不断摆动。他参与大型公共视觉项目时，需要严谨、秩序和效率；回到个人创作，则更愿意让自由、偶然和不可控进入画面。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，对他而言恰恰都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。

　　画里没有人，人却能在里面看见自己

　　易茗的作品很少直接出现具体人物。相比明确的叙事，观众更多面对的是空间、色彩、光影，以及画面中留下的线条和痕迹。但人的存在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进入作品。

　　“我只画空间，所以我希望人在里面找到自己有的东西。”

　　有人从他的画中感到安静，有人看到悠远，也有人体会到烦躁甚至压抑。易茗并不认为作品存在一个必须被准确找到的标准答案。他提到一幅颜色很深的作品，画面大部分被黑色笼罩，只留下少量光亮。即使有人因此觉得压抑，甚至直言“不喜欢”，他也能够接受。在他看来，只要观众真正感受到某种情绪，作品与人之间的联系就已经发生。

　　也正因此，他并不要求欧洲观众必须先理解中国书法、东方哲学或他的个人经历，才能进入作品。在易茗看来，看画就像听鸟鸣、看海浪，不需要先弄明白其中的含义，感受往往已经发生。同一条鱼，在厨师眼中是食材，在鱼贩眼中是商品，在寺庙里可能意味着慈悲，到了海里又只是一条鱼。位置和经验不同，所“看见”的自然也不同。

　　对易茗而言，艺术并不是要求所有人看到同一个答案，而是给观众留下一个能够安放自身经验的位置。人的真实不一定需要通过具体人物呈现，它可以藏在一块色彩、一组凌乱的线条、一片空旷的空间，也可以存在于一道并未被刻意描绘的光里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看见”也逐渐成为理解易茗此次展览的另一条线索：艺术家留下自己的情绪，而观众从中看见自己。

　　“看见”之后，是“敬畏”

　　这种对不同观看和不同感受的接纳，也延伸到易茗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。谈到这些年来思考上的变化，他多次提到一个词：“敬畏”。

　　“我觉得人类最缺的是敬畏心。”

　　在易茗看来，敬畏首先是面对自然，意识到人并不能任意支配周围的一切；同时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越来越意识到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、认知和立场，自己的判断并不能替代别人，人与人之间也需要知道边界在哪里。

　　年轻时，他曾认为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沟通解决。如今，他反而觉得真正的沟通并不容易。尤其当个人利益介入后，人对公平、原则和他人的理解，都可能发生变化。因此，他所说的“敬畏”，更多是一种对自身边界和位置的认识。知道自己看到的并不是全部，也明白一个人今天恰好被看见，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得到同样机会的人不够努力。

　　这种思考也自然延伸到了人工智能。技术不断提高效率、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时，易茗更关心的是，人在享受技术进步的同时，能否保持必要的警惕，又是否还能看见那些可能因此失去位置的人？

　　人工智能时代，谁可能不再被看见

　　谈起人工智能，易茗并不是一个技术反对者。恰恰相反，他称自己是“科技迷”，也明确认为人工智能是一场重要的技术革命。

　　“人工智能肯定是个好事，是一个大的革命。”但紧接着，他又补充：“人类要有警惕性。”在他看来，技术的发展值得肯定，但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同时，也需要警惕一部分人因此逐渐失去原有的位置。

　　这种担忧并不只来自人工智能。早在人工智能成为热门话题之前，易茗就曾长期思考“慢生活”。科技让沟通越来越方便，却也让人的节奏越来越快。过去约定时间和地点后只能等待，如今即时通讯让人随时可以被找到、被联系，看似节省了时间，人却可能变得更加忙碌和紧张。

　　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让这种思考进一步延伸到人的工作和社会位置。易茗举了会计、出租车司机和搬运工的例子。如果越来越多普通工作可以由机器完成，那些原本依靠一份工作养活家庭的人，接下来会去哪里？

　　“这些原来做搬运的、做出租的，是不是就有可能不被看见？”

　　“我觉得人最需要的是被看见。”

　　对易茗而言，这里的“被看见”并不只是获得关注，而是一个人在社会中仍然拥有自己的位置、工作和尊严。他甚至担心，如果技术发展缺少必要的边界，最终可能“剥夺人的思考、剥夺人的时间，甚至剥夺人的出现”。

　　也正因此，易茗提出了“向下思考”这一概念。这里的“向下”，更多是提醒自己去看见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。在他看来，技术不断向前、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，也需要看见那些可能受到影响的人，而不能只看技术本身能够走多远。

　　光照向谁

　　《与光同行》谈的是光，但在易茗自己的讲述中，光从来不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宏大象征。他画的是色彩、空间和某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，是第一次抵达威尼斯时夜色中的波光，也是武汉记忆里的江水；是画面中令人感到安静的部分，也包括那些他坚持不愿删去的凌乱线条。

　　随着话题从绘画走向现实，“光”也逐渐有了画面之外的含义。易茗关心的，也不只是作品中的光如何被看见，还有谁能够被时代看见。

　　易茗并不认为艺术能够替现实给出答案。对他而言，艺术家能够做的，是感受、思考，并将那些无法完全说清楚的东西留在作品中。

　　如今，《与光同行》来到威尼斯，在这座与水和光相伴的城市里，与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相遇。

　　于是，“与光同行”也有了画面之外的意味：光照到了谁，又有谁仍然站在光之外。(中国日报网）